“这些‘被扣押提单’的货主通过申请强制令，要求强行拿回提单。”陈惠明解释说，“强制令”的出发点在于，在解决争端之前，避免“被请求方”对货主的合法权益“造成损害或者使损害扩大”，毕竟货物在港口每天的滞箱费、堆场费都是天文数字。但同时，扣押提单的一级货代也是受害者，他们有大额运费无法收回，但却要被迫交出提单。“这就造成了请求人(货主)与被请求人(一级货代)权利义务不对等的现状。”

　　在两天的会期里，60名法官对完善我国海事强制令制度提出了建议性意见，比如强化请求人的事实披露和举证义务机制以及设置听证、抗辩程序，同时建立被请求人救济制度。

　　“货代”和货主都要有保护意识

　　据宁波海事法院统计，今年他们受理的“海事强制令”中涉及的货物，大多来自义乌货代公司代理的外运生意。“义乌市场大，每年吞吐的货物量也大，出口商特别多，但义乌的货代市场也是最混乱的，很多老板和货代方之间都是没订正式合同的，只凭一张条子写几个字甚至口头承诺就发货了，出了问题也最难找到负责人。”法院工作人员表示。

　　在被起诉后，宁波的货代公司迫于法律压力，往往只能交出货物提单。但海事法院在执行强制令时也遭遇了执行难。部分货代公司干脆更名、或关门，有的直接人去楼空，由于考虑到被请求人多数也是受害人，法官并没有简单地处罚了事，而是尽量为他们做一些释法工作。

　　目前，许多宁波货代公司“闻义乌货色变”，不熟悉的义乌公司上门要求委托运输，许多货代公司都会借故推掉。对此，宁波海事法院的顾法官也提醒，对货代公司来说，保护自己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选择有信誉有实力的合作伙伴。比如中外运公司等，往往会实地考察下一级的代理公司，或是要求下级代理公司支付一定数量的保证金，或是通过第三方担保等方式，最大限度地降低自身风险。

　　同时，法官也提醒货主，千万不能因为贪图几十美元的便宜，而去选择来路不明的中间货代，在选择代理时，更不能单凭一张名片就做生意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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